中国经济要怎么转型？
先引用一篇旧文，来自《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7-8月期。 作者黄亚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是首位获得美国经济协会（AEA）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华人学者。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奖”。文章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慢。为什么这种增速放缓和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呢？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 二是资本供给的变化——主要指的是金融资产供给或融资渠道的变化。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这一方面要归功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有效的治理举措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但今天，这两个重要推动力都正在消失。
改革之初，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360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柬埔寨的水平。当时的中国劳动力无限充沛且成本极低。为了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行了计划外补贴（即无论需求多旺盛，只准按计划内价格卖，不准涨价）、信贷配给（即不管企业贷多少款，只要用来购买计划的商品，银行都无条件提供贷款）以及外汇储备注资（即用人民币买外汇，再把外汇卖给进口商，以此间接向海外放贷）等措施。这些措施为企业家精神打开了闸门，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今天我们再回顾这些政策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允许价格上升？怎么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又如何能够允许外汇占款的流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政策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 时至今日，这一切都已经改变。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劳动力的成本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大量廉价劳动力仍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他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易地获得工作机会。
其次，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推进，信贷配给已不复存在，企业和民间的融资都在逐步走向市场化。同时，汇率机制也逐渐从行政安排转变为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经济在劳动力红利消失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面临挑战。这个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经历短暂的中速增长甚至减速，但这只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一定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我们不要忽略了，在中国的GDP中，投资在整个驱动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也就是说，GDP的增长更多的是靠消费拉动的，这就是转型带来的结果——从投资拉动经济转向消费带动经济。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变革啊！它意味着一个国家从依靠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向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必由之路。